雾霾导致南北寿命差3年？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战刻不容缓

就顶层设计而言，要从根本上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法治体制机制问题，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革故鼎新，根据新时代的新形势新目标新任务，来一场国家治理领域的深刻改革，从宪法体制、法治体系、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与地方关系等方面做出创新性调整，努力构建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合作的法治新平台。

在诉讼实务中，法院也秉持了难以判断时，就推定其为个人的法律利益之权利性的推定理论，将法律执行的结果给私人带来的利益尽量解释为实定法保护的利益加以保护。不过，德日等国的通说和判例曾经采取的这种立场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得以修正，呈现出尽可能扩大原告资格的趋势。

文章来源：《检察日报》2019年4月24日第07版。可以说，不能仅凭是权利还是反射性利益来判断有无原告资格，这一点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与之相对应的是法律上的利益或曰法律保护的利益，是指法律为私人特别规定加以保护的一定利益。而将其机械地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从而用作判断是否具有原告资格的标准，这种方法论则是错误的。可以确定的是，以法的宗旨或者目的为依据来区分法律保护的利益和反射性利益，将其作为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判断基准，这是正确的方法论

不过，德日等国的通说和判例曾经采取的这种立场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得以修正，呈现出尽可能扩大原告资格的趋势。在诉讼实务中，法院也秉持了难以判断时，就推定其为个人的法律利益之权利性的推定理论，将法律执行的结果给私人带来的利益尽量解释为实定法保护的利益加以保护。这就意味着前者依然是封建主义的财富观念，而后者是资本主义的财富观念。

比如同样是现代的军事财政国家，同样是欧洲殖民帝国，为什么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帝国最后衰落，而荷兰、英国这些帝国兴起，在帝国理论的比较研究中，这是一个普遍的话题。比较而言，我们的商业贸易已经覆盖全球，但我们的人类学家依然满足于调查中国的村庄，我们的知识体系亦步亦趋跟着欧美，缺乏对世界问题独立的思考，我们在海外满足于大学中的孔子学院，而不是去办中文幼儿园和小学，去创办免费医院来获得普通民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认同。看完这本书，你就会想起当年鲁迅对中国文化传统批判，说翻开历史每一页都看到歪歪斜斜的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但最后发现背后是吃人两个字。王老师的研究就是针对改革开放一搞就灵的意识形态宣传，这种宣传和当年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样，很容易误入歧途。

而这就涉及到美国诉讼法中的长臂管辖问题，包括海外反腐败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一系列国际公约。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意识形态化，而要扎扎实实读书做学问，既要有专业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节制，又要思考一些超越专业的重大问题，从而推动跨学科和跨专业的研究。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派恰恰要有一种全球视野，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看全球人类历史发展。由此，我们恰恰看到全球资本主义霸权也随着资本主义金融交易中心的转移而转移，比如从早期的威尼斯转到后来的鹿特丹，最后在18世纪转移到伦敦，二战后转移到纽约。我们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具有用复杂的法律技术来建构抽象财富的能力，必须具有管理和驾驭这种抽象财富的能力。法律能力是一套完整的抽象化的东西，把一个具体的东西变成一个抽象的东西。

比较而言，我们大学中最大的问题一方面是专业的隔膜，局限于专业知识，但没有思考问题，被问题牵引而越出专业向其他专业学习并展开对话，但另一方面是缺乏专业自觉，以一种专业帝国主义的态度，一旦在自己的专业中取得点成绩，就认为对所有问题都有了发言权。二、西方国家的治理转型：从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 从中美贸易战看来思考国家能力问题。但是，如果中国未来要发展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必须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合起来，两手都要硬，都要强。批判美国的全球法律霸权很容易，但让你建构起全球法律霸权试一试，就知道这个问题有多难。

我们要注意到，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一个重要战略就是从军事对抗转向对全球经济的控制，而其控制手段都是通过法律建构出来的。我不知道在一个全球秩序中，美国优先的主张是不是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

这才是为什么荷兰英国最终战胜葡萄牙、西班牙的根本原因。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同样是国家能力，也有一个升级换代的问题。

王老师的讲座内容本身就是一个典范，他从政治学问题入手，深入到财政、经济、历史问题中，阅读了大量的相关领域的专业文献。第二句话就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西方建构的这种商业法律的世界体系有500多年的历史，我们被纳入这个世界体系还不到200年的历史，我们在这个体系中获得独立的尊严和地位只有70年的历史。什么是中美贸易战，就是中国想要和美国进行贸易，可美国想要对中国关起国门，提高关税，甚至禁止美国所有公司与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开展贸易，将其逐出美国市场。但是，一旦我们脱离专业问题，进入其他专业领域，可能就是一个文盲。中国一旦采用西方模式的自由贸易，那就意味着中原王朝与周边藩属之间道德互助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交换，那就意味着将要藩属国变成殖民地，要么是中原王朝的殖民地，要么变成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因此，抽象财富是由抽象的法律所建构起来的，韦伯关于形式理性法的讨论，就是以这种维护抽象化财富的市场交易体系作为基础的，形式理性法建构一种稳定的预期，这种稳定预期就是财富的秘诀。

那么，这两种财富观念的区别在哪里？就是在于我们说的封建的财富是有形的、具体的金银财宝，而资本主义的财富是无形的、抽象的货币，而这种从有形、具体到无形、抽象的发展演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其作最为全面、深入的哲学、社会学论述。如果我们理解了人类历史治理不断迈向抽象化的发展方向，那么在国家能力中，法治这种抽象化的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最近香港因为《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政治争议，我们在一国之内香港、台湾和内地之间的司法协助问题都搞不定，我们在一国之下治理香港弹丸之地都面临如此巨大的难题，就知道我们距离全球治理有多远。今天美国之所以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外，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美国优先。

王老师一开始说，我们今天面临着中美贸易战。今天，王老师强调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是军事财政国家的崛起，国家能力首先就展现为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前者不就是火枪的殖民主义，后者不就是帐薄的资本主义，这两个哪一个不是吃人的制度？ 但是，如果从国家能力的角度看，我们要注意王老师讲的内容集中在19世纪之前的军事财政国家所发展起来的殖民主义，这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阶段，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对全球的控制逐渐放弃了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掠夺，而是变成了一套更加精巧的帝国统治，那就是依靠金融的资本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文化教化的话语权控制等手段来控制全球，这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全球自由贸易的自由帝国阶段，英美帝国就是这个阶段的典型。

比如在教育领域，我们最薄弱的就是基础教育，我们在工程技术的具体动手能力非常强，但科学思辨和抽象的想象力能力比较弱。我对王绍光老师的研究有一定了解，除了他关于国家能力的系统论述，还有对民主问题的独到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律技术的运用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国家能力。这本书差不多成为一个时代、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代名词。

我们习惯于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而不理解社会主导的治理模式，看不到今天的全球治理已经进入到后主权时代，各种商业机构、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交织在一起，成为建构全球秩序的重要力量。当福山沉醉于历史终结问题时，王绍光教授在1992年就开始系统提出国家能力问题，福山多年后对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的强调某种意义上也是受到了王老师们的影响。

直到差不多二十年后，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四中全会作为姊妹篇又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显然是希望通过法治的治理来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升级换代。他关于民主、选主、抽签问题的研究如此，关于国家能力的研究也是如此。

具体的财宝总是有限的，而抽象的资本货币确实无限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标签其实很有意思，大凡被贴上新左派标签的往往是最具有思想活力、学术研究最扎实的学者，相反的很多知名人士人往往习惯于宣扬一些意识形态上看起来政治正确的东西，但却恰恰是思想贫乏、研究乏力的人。

过去几十年，我们很快学会了如何驾驭市场经济，相信我们也会学会如何驾驭一个法治社会，进而学会驾驭复杂的全球法律治理。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中很多是熟悉具体国际金融和法律操作的金融从业者和商业律师，而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中很多是熟悉经济政策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这个小小的差异反映的不仅是国家制度方面的差异，而且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差异。最后，我想用两句话结束今天的讨论。第一句话就是师夷长技以治夷，我们接触和学习西方不到200年，中间还有知识上的断层，所以我们对西方的理解依然很皮毛。

而中国在加强实体经济的同时，必须重视虚拟经济，让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我们在大学首先面临的就是学科划分乃至学科中的专业划分以及专业中的具体研究方向的划分。

今天，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不都批判清政府闭关锁国，批判修长城的封闭思维，甚至为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做辩护吗？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应该怎么办？我们成为自由贸易的推动着，而美国却要搞关税贸易保护。他有一个如此宏大的想法，且要写成著作，我非常期待。

由于中兴通讯、孟晚舟蒙狱和华为遭受的打压，我们知道了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可我们要知道，就在2018年3月美国通过了《云法案》，将美国互联网公司的信息云或者任何服务器在美国的信息云都置于美国司法的管辖之下。在严格意义上，这是一本具有哲学思考和意识形态主张的畅销书。